郭沫若的腰

诗如其人

© 徐尔新｜文

我是乐山人，和郭沫若要算老乡，他的出生地在乐山城70里外的沙湾镇。郭是家乡的名人，还在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，他的形象就已经在课本里，或是传言中很高大地存在了。

有人说，凤凰涅槃是他最好的诗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，这首诗和《女神》的其他诗作一起，都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。

说来抱歉，这样的好诗我居然一首也没读过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倒是他的《天上的街市》，一读就喜欢上了，诗人在那样舒缓的节奏中，展开了他神奇浪漫的遐想：

我想那缥缈的空中，定然有美丽的街市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，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。你看，那浅浅的天河，定然是不甚宽广，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，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。……

这首诗我读了一辈子，从来就没有读够过。每次一背诵起来，总感觉如沐春风，心情舒畅。所以我从不后悔我没有读过《女神》。尤其是多年后，当我读到《凤凰涅槃》《天狗》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当年没读它们，实在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。

这感觉有时真的非常奇怪。就如同我读郭沫若的《少年时代》，那不落俗套的遣词用句，娓娓道来的故乡风物、人情世故，只要翻开书本来读，便历历如在眼前。我记不得前前后后读过多少遍了，只是每次依然觉得亲切。然而我去读他的《革命春秋》《洪波曲》，就只能浅尝辄止，根本读不下去，感觉它们和《少年时代》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作者写的。

我读书有个习惯，就是绝不勉强自己。无论再伟大的书，只要读不下去，就绝不再读。多年之后证明，这是绝好的一个经验。

还记得文革初起，大约是1966年的8月，街道上的激进群众，指点学生到处抄家，几乎所有的书籍都在扫荡之列。我去县公安局修缮房屋，发现原是城隍庙的大殿中，有堆积如山的中外书籍，都是从社会上抄家送过来集中在一起的。我趁替公安局干活可以自由进出的机会，偷偷地带出来好多本书，其中有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、茅盾的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、巴金的《雾雨电》、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、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。

还有一本诗集，是郭沫若的《百花齐放》，也一并带了出来。当时冒了那么大的风险，以为定然精彩，结果翻了一下，大失所望，没读几首就放弃了。但奇怪的是，印象中好像读到过一首诗，其中两句印象深刻，记了一辈子。那情景是写伟人乘坐飞机的，诗人写道：“为什么机舱内这么明亮？哦，舱内舱外两颗太阳。”

几十年后在网络上再见到这首诗时，才知道来自郭沫若的《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》。据曾经教过毛泽东学习英语的林克回忆，这张照片是1957年3月19日，毛主席从徐州飞往南京时在飞机上拍摄的。郭沫若看到这张照片后，非常激动，专门题写了如下的诗句：

在一万公尺的高空，

在图—104的飞机之上，

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，（为什么机舱内这么明亮）

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！（哦，舱内舱外两颗太阳）

不倦的精神啊，崇高的思想，

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，

象静穆的丛山峻岭，

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！

其中两句，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，只是用词上稍微有些出入。这种差异的产生，我不知道是否是后来修改过的。

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牢呢？因为后来在文革中，太阳的比喻性就非常明确了，它会不会就是从郭诗中受到的启发？

总之，郭沫若晚期的诗歌，是越来越自觉地向着现实政治靠拢了。人处在某种高位，就犹如身在江湖，难免身不由己。为了自保，不得不违心地迎合上面的旨意，这一点是可以理解也能获得谅解的。但像上面这类替照片题诗、彼此间诗词唱和，就属于主动奉承而难逃阿谀吹捧之嫌了。

这种现象，从诗集《百花齐放》一路走来，表现得非常熟练，尤其进入文革，更是积极配合，给人以得心应手的感觉。

1966年8月，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，8月18日这天，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大会，郭沫若当时身在上海，但反应敏捷，当晚即写成《水调歌头·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》，满腔热忱地讴歌道：

战鼓云霄入，火炬雨中红。千万人群潮涌，上海为之空。昨日天安门外，主席亲临检阅，今夕一般同。请莫徒惊讶，主席在心中。  颂公报，歌决定，庆成功。普天同庆，八届新开十一中。创造上层建筑，扫荡蛇神牛鬼，除去害人虫。深入新阶段，革命鼓雄风。

同年9月5日，郭沫若又为毛泽东一个月前的大字报《炮打司令部》赋诗一首：

一分总为二，司令部成双。右者必须炮打，哪怕是铜墙！首要分清敌友，不许鱼龙混杂，长箭射天狼。恶紫夺朱者，风雨起苍黄。  触灵魂，革思想，换武装。光芒万丈，纲领堂堂十六章。一斗二批三改，四海五湖小将，三八作风强。保卫毛主席，心中红太阳！

此后，他一发不可收拾，步步紧跟，亦步亦趋，1966年9月9日，写成《水调歌头•文革》：“文革高潮到，不断触灵魂。触及灵魂深处，横扫几家村……”1966年11月28日，写成《水调歌头·大民主》：“首创大民主，举国串连来。众水朝宗大海，浩浩起风雷。”以及《满江红·庆祝“九大” 开幕》：“大工贼，黄粱梦；帝修反，休放纵！”等等。最有意思的是1976年，先是在5月20日，写了一首《水调歌头•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》：“四海《通知》遍，文革卷风云。阶级斗争纲举，打倒刘和林。十载春风化雨，喜见山花烂漫，莺梭织锦勤。茁茁新苗壮，天下凯歌声。走资派，奋螳臂。邓××，妄图倒退，奈‘翻案不得人心’，‘三项为纲’批透，复辟罪行怒讨，动地走雷霆。主席挥巨手，团结大进军。”

到了10月21日，形势突变，郭沫若笔锋一转，又写下了《水调歌头·大快人心事》：“大快人心事，揪出‘四人帮’。政治流氓文痞，狗头军师张。还有精生白骨，自比则天武后，铁帚扫而光。篡党夺权者，一枕梦黄粱。  野心大，阴谋毒，诡计狂。真是罪该万死，迫害红太阳！接班人是俊杰，遗志继承果断，功绩何辉煌。拥护华主席，拥护党中央。”

据统计，郭沫若在文革期间大约写了 70余首诗词。这样的数字对于文豪级的郭沫若，实在只是小菜一碟。只要激动起来了，那是可以即席赋诗的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东成教授，在一次演讲中，曾提到“郭沫若现象”。那是1966年6月，郭沫若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致闭幕词：《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》。稿子念完后，郭沫若仍意犹未尽，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自己的新作《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》：“亲爱的江青同志，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。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，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，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。”

想必当时江青的耳朵非常受用，然而仅仅十年之后，同一个人却发出了义愤填膺的怒吼，说江青是精生白骨，自比则天武后，野心大，诡计狂，真是罪该万死，迫害红太阳。

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

有时静下心来，真的替郭沫若惋惜。你有那么多学术研究，成果卓著，为什么非要积极主动地去自觉配合形势的需要呢？即便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，也大可不必完全献出自己的贞洁，去曲意迎合权势的旨意。结果连基本的底线也不要了，谁在台上就歌颂谁，哪怕赢得骂声一片。

在我们家乡，有位教育家帅蕴德，一生担任过七所学校的校长。这个数字搁在今天都很惊人，说明他的管理能力得到学界一致公认，就连西康省省主席的刘文辉，也一而再再而三聘请他出任省级学校的校长。有如此骄人的业绩，说他是教育专家，当之无愧。而他的课堂教学，也是公认的一流，学界誉为“帅几何”。更难能可贵的，是他人品极高，身为校长，清正廉洁，两袖清风，深得师生爱戴，堪称教育界的圣人。

1957年，帅老师被错划为右派。即便如此，帅老师也绝不放弃原则。他说过一句铁骨铮铮的话：“思想改造好了，腰杆就没有了。”

帅蕴德和郭沫若都是嘉定府学堂毕业的学生，郭沫若长帅蕴德10岁，两人并非同届，而是先后同学。相比郭沫若的媚骨，帅蕴德的骨头要硬肘得多。腰杆就不说了，帅老师的腰杆是直的，郭的腰杆却是扭曲的。

1978年，郭沫若逝世后，有一阵子风行郭沫若研究。那几年我正在乐山读书，有一年来自各地的代表齐聚乐山，召开郭沫若研究会，其中有个插曲，就是跑到婺嫣街去看郭的结发妻子张琼华。当时老太太正在屋檐下晒太阳，一群人朝着她指指点点。因为婺嫣街是菜市场，人来人往，老太太并没有察觉到情况异常。直到那群人不但朝着她指点，而且还议论纷纷。老太太再迟钝，也意识到是朝着她来的，这才躲进院子里去了。

后来老太太死了，但郭沫若研究仍在继续，说明郭的研究是座金矿，很多人都想来挖一锄头。我没统计过，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个郭沫若研究会。作为郭的家乡，研究会是必不可少的。为了促进研究的进行，乐山还特别成立了沫若书院，它的院刊，不断地发表着一些研究作品。

我也经常向沫若书院的院刊投稿，但稿件内容都不是关于郭沫若研究的。我不想去挤热闹，我愿意静静的看着他们在怎样研究。在我的认识，郭沫若研究的价值，严格讲不在学术，而在其人格的形成变异。这一现象研究得越透彻，对于中国文人心灵的净化，就越是具有警世意义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丁邢《郭沫若与水调歌头》

2、魏建《〈沫若诗词选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》